藏南（中印边界）问题私论
序语：
实际在探究藏南问题时，首先引起我很大兴趣的是，所谓“九万平方公里被占”一说本身就遭到了进行了严肃考证的网友的怀疑。根据“地图爱好者联盟论坛”网友Elite提供的利用中印双方数据计算得到的结论都是——中印边界东段有争议地区中印度控制区域面积约在六万平方公里左右（注一）。
然后发觉的是藏南地区（现印控区）复杂的历史归属及渊源（以前虽略有耳闻，但毕竟所知零星），既有达旺等地历史上明显受到西藏地方管辖的；也有如下察隅这样，只是在清亡前两三年中国势力曾经短暂到达过的；还有珞隅在现代之前，既没有受中国（西藏）控制，也不在印度（英国）治下的地区。后二者，似乎与中国（西藏）更多联系是宗教文化或种族上，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管制（注二）。
另外关于62年对印战争在一片胜利之声中突然单方面停火，然后在印度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之时就全面撤军，基本回到原实控线的原因，我就比较熟悉与肯定了——其实一般的业余军事爱好者也都明白——天然地理、气候条件导致的后勤保障难以长期保证是我军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注三）。这直接致使PLA无力在藏南地区和印军长期大规模作战，主要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当然，当时还有另外一些对我不利的因素），62年的军事胜利才没有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对于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
总而言之，藏南问题的来龙去脉与现今坊间最流行的简单化解释之间有着相当的实际距离，它或者放大了说——中印边界问题——大背景其实是和整个西藏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与中国主体分分合合的历史纠缠在一起，不了解这些，也就无法了解中国没能及时将藏南纳入有效管制之下的种种原由。小子不自量力，竟欲作一小文，以对藏南问题的历史及背景略作管窥之引。然而以在下的浅薄见识，文中充满谬误自是难免，所以还请方家不吝斧正。
正文:
首先，按中国写文章的老规矩，先得上一堂历史课。本文本来就是要谈历史的？那就先讲更老的历史。没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说起，就已经很节略了^0^
西藏现在毫无疑问是中国的领土，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把西藏归属中国的起讫一直上溯到唐朝，那确实有点夸张了。吐蕃是唐朝最大最强的外敌，双方在长达百年里一直打得你死我活，所谓“甥舅之盟”的“友好交往”，其实不谈也罢。总而言之，唐朝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认为吐蕃是自己的藩属。五代十国，中原混战，而到了两宋时期，吐蕃已经崩溃，而赵匡胤以玉斧划界后，对大渡河以西不闻不问成了中原政权的国策，西藏地区几乎从（中国）史书上消失了。元代设理藩院，可以说是将西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统治之下的开始，但元对西藏完全是遥控，既没有派军队也没有派官员进藏驻扎，西藏此时基本仍然属于是外藩。明代对西藏方向的边疆政策和元差不多，甚至在青海方向还有收缩。众所周知，明代对于开疆扩土，开国初叶之后一向没有什么大兴趣。西藏无可否认的归于中国，不得不说是清朝的功劳。
其实据我个人看史料得出的印象：清开始时对西藏本身兴趣也不大，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高原各部落，所以清皇室才装出是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信徒（注四），与藏传佛教的高层不断交往，许以厚利，引诱他们倒向清方。随着清与准噶尔在整个中国西部的长期战争，清廷更逐步认识到，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整个西部的安全与稳定都相当重要，于是日渐倾向于将西藏直接收入版图。康熙年间，清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部，结束了长期以来，西蒙古部落对于西藏世俗政权的轮流控制。不过，此后不久，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或是后勤问题，清军也又退出了西藏。西藏内附最关键的转折出现在1793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清廷应西藏的求救，派军入藏救援，击败尼泊尔后（尼就在这时也成为清的一个外藩），订立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长留驻军，并规定驻藏大臣为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人物，又以“金瓶掣签”制度直接控制了达赖、班禅等喇嘛教主要活佛的产生，由于喇嘛教及其高级活佛在西藏的特殊地位，这种制度不但进一步加强了对于西藏的控制，更证明了西藏的最高权力已经合法转移到中国中央政权手中。可以说，以此为标志，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但是，由于文化及地理、气候原因，终清一朝，都没有对西藏实现改土归流的改革，旧藏地方政府仍然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作者注：旧藏地方政府名称一般被叫做嘎厦）控制，历任清驻藏大臣，除了对于少数重大事件和涉外及安全事务会比较积极参与外，对大多一般事务方面往往不加过问，长期如此行事之后，其甚至处于被架空的状态。所以，西藏的实际行政权力仍然基本被政教合一的嘎厦控制。清亡前数年，由于英国势力不断入侵及与以十三世达赖为首西藏地方政教势力的一系列冲突，清曾再次派遣大批军队入藏，直接控制了西藏，驱逐并宣布废黜了十三世达赖，并计划在西藏进行改土归流，但没来得及实施，辛亥革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后，由于内地大乱，再无人过问西藏，藏族地方势力趁机击败军心动摇的原驻守西藏的清军，并迎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其后在西藏建立起了一个以达赖为首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内以政教合一和农奴庄园制为基础，对外主要依拢英国、对抗中国，由于各种因素，这个小政权成功维持了近四十年不受挑战的独自统治西藏，甚至偶有“对外斩获”。这段时间自然也就成了如今达赖流亡集团心中最美好的“黄金时期”了。
这里俺忍不住要暂时扯开主线，谈几句题外话——如今，所谓的“西藏香格里拉论”甚嚣尘上，不仅在欧美，甚至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小资”或是“艺术家”声称西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如何符合“天人合一”的精妙思想以及如何“与自然最和谐的相处”，其中很有人或明或暗、或曲笔春秋或赤膊上阵的批评近几十年来对于西藏社会及生活的改变。俺并不反对如果有人自己愿意，可以去过“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但据俺所知，至少俺们国内这些最“热爱纯朴充实的自然生活方式”的主大都住在钢筋混凝土森林的大城市中，似乎没几个打算把户口搬到西藏去的，即使是西藏首府的拉萨市都不干。当然，如果进一步要求他们捡牦牛粪生火、几年不能洗澡确实属于故意出难题了，虽然这确实是西藏原来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本来，环境保护和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是完全正确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也确实令人向想不止。但万事过犹不及。把原来实际极为艰苦的西藏平民生活吹得天花乱坠原本是达赖流亡集团与外国一些媒体、作家基于共同利益（外国人倒不一定都是出于反华，很多更是为了名气、金钱和推销自己的理念）结成的宣传同盟所为。实际上，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工业化以前，都可以说有一副“田园牧歌”式的外表，但在这个外表下，是现代人无法接受的营养不足、疾病流行、短寿易折，更不用说信息闭塞、等级森严了。西藏旧有生活方式有一些好的方面，但它更有差的或者说不适应当代现实的一面，当外界的情况、影响足够多的渗入之后，就不可能继续不变的维持下去。最简单的例子：对于一名普通孩子来说，可口可乐就是比无任何污染的天然矿泉水更好喝；对于几乎所有的普通人来说，电视（通常是各式各样的肥皂剧和综艺节目）的诱惑力也远远超过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戏剧。虽然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旅游者多会认为，前者都是垃圾，后者才是极品。但我也相信，把任何一名这样认为的外来游客扔进“原生态或田园地区”三个月，回来后他（她）的首先最想做的事十有八九就是一边大嚼“垃圾食品”一边看“垃圾节目”。至于那些能对遇难的登山队员,大唱“胆敢挑战神山的人死得很好”的“充满对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相处之爱”与“真正尊重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权”的“爱心正义人士”，他（她）们这种人的所谓“爱心”与“正义”，只不过是一堆狗屎。
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1912年后影响西藏的大环境、大走向，大家一定比较熟悉了。民国年间，中国长期混战不止，北洋政府时期几乎是对西藏不闻不问，国民政府时设立了蒙藏委员会（它的另一个针对对象是外蒙），并成功说动在拉萨设立了联络处，但除此之外，实际收复工作也没有多大进展。这段时期西藏在实际管制上是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现在达赖集团制造的“独立西藏”的理论主要也正出在此。不过幸好的是，由于旧藏那些活佛、贵族们的水平还远比不上清末的军机大臣，再加上当时英俄大角逐尚有余波的因素，旧藏政府没能实现得到外部正式承认其独立的企图，使得中国对于西藏整体的主权，在法理上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挑战。但这期间发生了一桩对后来的藏南甚至整个西藏问题都影响深远的事情，对了，就是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间导致“麦克马洪线”出笼的西姆拉会议。
其实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的野心远不止于要划一条中（藏）印东段的麦克马洪线（附图九-1)，事实上，那仅它的次要目的。它的主要目标是将整个西藏（还不止于现西藏自治区的地理区域）都从中国实质分裂出去，以作为英控印度次大陆的“缓冲区”的计划（附图九-2，请注意所谓的“内外藏分界线”）。不过这没有得逞。对此，可以参考Alarm兄已在河里的转过的《“麦克马洪线”的三重含义》一文。具体来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3月24日，英方代表在德里与藏方代表夏扎一份秘密换文中，在附件中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的地图。夏扎签字真正的理由已经不得而知，一般认为，既是因为他畏惧英国两次成功入侵西藏的历史而屈服于英方的压力，也是由于垂涎英方私下答应赠给西藏的5000支枪、50万发子弹（后于1914年出售给藏方），及将在外交及其它各方面上支持西藏的许诺。旧藏政府一开始对麦线的态度如何，如今已无从确实考证，可以肯定的倒是：当时他们中大多数人更关心的是“汉藏分界线”，而且他们对此的胃口大的惊人，对夏扎这方面的成果很不满意，例如十三世达赖就在召见夏扎时，就指责他同意将藏区分为“内藏和外藏”，而不是在坚持在条约中将整个藏民聚居区域都划为“西藏”（《喇嘛王国的覆灭》P33-34 美 梅.戈尔斯坦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似乎达赖对于割让麦线以南并没有表示太大不满，当然这也可能是达赖或记录者更关心其它方面的缘故。而且由于英方认为让西藏保持在中国一个虚宗主权之下的实质独立对英国更有利，并把此写进了西姆拉条约，这更令藏方不满（喇嘛和嘎伦们想要得到完全独立的承认）。所以当后来发生达旺之争时，旧藏政府以中方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为由，表示不承认这条边界线（但1959年达赖出逃后就又承认了）。不过，也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否认并不彻底干脆，而是用词相当含糊。根据以后多年藏方各次表述，可以比较肯定的推断：藏方对于麦线，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真实底牌是暂不承认，等英方能迫使中方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或者以新约方式使中国承认西藏独立，西藏方面就会承认麦线作为对英方的报答（注：此推断主要基于《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提供的资料）。不过不管藏方内部是如何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盘的，藏方毕竟没有否认夏扎的签字效力，所以签约之后，英方对于麦线还是非常满意，梅.戈尔斯坦记录到一位查尔斯.贝尔爵士（抱歉，没查到他官居何职，从语气看应该是个大人物）总结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的收获“……五。西姆拉协定包括割让西藏的达旺地区给我们，这片土地大约有2000平方英里，西藏还割让了东北部边境地区部落的一大片土地……”（《喇嘛王国的覆灭》P33）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英国人并没有马上公开“麦线”，并予以占领。相反，他们甚至对此长期保密，国内学者说到这节时，往往说是因为英国自觉其行为不符合“正义、公平”的原则，所以感到心虚。这简直是笑谈，英国在漫长的殖民史上，什么时候因为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就心虚、停止入侵过？或者说，他们的行为有多少时候是符合真正的公平、正义原则的？西方现在的主流解释是由于其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从印度平原进入这些“未开化的荒野地区的困难”，使英国没能马上采取行动，而后又由于官僚体系作风的缘故遗忘了很长时间，这倒似乎更符合逻辑一些。不过，对于后半段，我更倾向于认为，英国一方面也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有此怀疑，除了这本就是英国人一惯的风格之外，很有一部分是由于麦线问题再现，确实正是在1934-1935年间，当班禅返藏问题成了西藏的头等大事之际，而英国实际动手抢地，则又主要集中在1938-1944年中国陷入艰苦抗战、而西藏又积极谋求独立，而都不敢得罪英方的时候。不过在实际上，在英方、甚至藏方眼里，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围绕麦线的争执其实已经主要集中在仅占藏南一小部，与西藏本部关系最紧密的达旺地区了，最多还包括达旺以南的德让宗的部分区域及麦线附近的一些有宗教意义的山、湖，这对以后中方对藏南的要求很不利。不过1935年恐怕没人想的那么远，且以力量对比，对于当时藏方仅企图主要保住达旺地区的这点，恐怕也不能太苛责。
1935年英国植物“探险学家”肯东瓦德（F.Kingdom Ward）事件，是引发达旺实际之争的主要导火索。肯东瓦德事件本身还是老一套——未经许可自行入境，私自采集标本，被地方官吏逮捕，于是大英帝国表示严重关注其臣民的命运云云——我们就不谈了。反正据说（当然是英国人说），在对肯东瓦德是否确实越境的调查过程中，英方官员“再次发现”了麦线，随后当然是据此提出了领土要求。嘎厦由于在班禅事件上正有求于英方的支持，所以对此事采取了含糊的拖延战术，除了并不实际撤退驻达旺地区的人员外，在口头上不时说些英方爱听的话。以至于当时驻拉萨使团负责人帕特（Battye）中尉在电报这样向英国政府报告——“西藏政府已表明坚持与肯东瓦德案件相联系的那条红线（即麦克马洪线，作者注）。”（《喇嘛王国的覆灭》P235，摘自英国原印度事务部档案，L/PS/12/4200，印度政府国务大臣致新德里外交和政治部的电报）
另外对此事，后来中央派遣入藏工作的高级干部杨公素引述嘎厦官员的回忆说：他们（英国人）是根据西姆拉条约后的附图提出这一要求的（因为藏方是正式签过字承认西姆拉条约的）。这就又有个问题——西姆拉条约后的附图上到底是一开始就和那个私下换文中麦线是重合的，还是原来两者是不同的——按说原始地图的制作者都是英方（中方在会谈中受到有意的边缘化，而藏方，按英国人的说法是“根本不懂画地图”），两者重合完全是合乎逻辑的，杨公素的回忆中，似乎也是这个意思（原话是：“他这里所指的条约附图说的是西姆拉会议由英藏双方而中国未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分内外藏的红蓝线附图，图上的红线是划分中国内地与西藏外藏的界线，英国人在这里做了个手脚，这个划分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红线，其中从云南的尖高山以西到不丹与西藏交界的一段，就是夏扎与麦克马洪私划的印藏边界的一段即‘麦克马洪线’相合是一条线。”《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但另有一种说法——英国人在1938年重新出版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时，篡改了该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伪造有关“麦线”内容，塞进该卷的西姆拉公议内容之中，而出版日期仍用1929年原版日期。并在伪版本出版后，下令把1929年的原版本大量销毁了。这种说法似乎也不无可能，比如在梅.戈尔斯坦先生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也提到1936年英方将《西姆拉条约》收入《艾奇逊条约集》中时未附地图（P236，另，这里时点与上述1938年有所不同，有可能是其中一方记述有误，也可能是西姆拉条约收入《艾约集》与《艾约集》公开出版的时间不同），但我没有见过所谓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14卷“两个版本”的对照，不敢轻易采信这种说法，仅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在此后几年，英国人开始了对藏南地区实际大规模占领。1938年4月，英军上尉莱特福德（G.S.Cinghtfoot）首次率军进入达旺，同年，英国驻亚东商务商务委员再次正式提出要占领达旺。1940年和1941年，英军分别在卡科（Karko）和达旺东部思昂河畔的热嘎（Riga）建立了军事哨所。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英国人来说，是欧战的爆发），英国并没有马上占领达旺地区。但到了1943年，英国争夺达旺的行动又开始积极起来。1943年3月英印政府给嘎厦的备忘录中，有要求噶厦召回其驻达旺地区人员，并停止对更南边的如巴、歇尔岗、噶拉塘等地的征税。1943年4月噶厦外交局给英国复信。其中提到关于达旺地区的内容，仍坚持达旺地区是西藏地方。但表示承认达旺以南的如巴、夏贡（歇尔岗）、噶拉塘等地区为英国属地。据杨公素回忆，嘎厦官员柳霞与他谈到这个复函中放弃如巴等地的原因，是说噶厦当时还想依赖英国得到武器与资助，并保持西藏贵族、寺庙去印度经商的便宜，不愿与英国搞僵。此后，英国又在1944年分别侵入占领了下察隅的瓦弄地区，以及达旺地区色拉，并于1944年9、10月与藏方的会谈中，企图再次用“支持西藏独立”的许诺来换取领土让步，但受到了藏方的拒绝（1945年3月原西藏外交局至锡金专员代理巴布洛桑信）。（以上资料来源于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和杨公素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然后，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长期内战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新中国政府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西藏。1950年，就在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之际，以18军为主力，组建了进藏部队，经过众所周知的军事、政治双重手段斗争，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新中国中央政府和旧藏地方嘎厦政府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俗称的“17条协议”。1950年10月26日，第18军先头部队到达拉萨。
几乎与此同时，同样独立不久的印度（但印度是和平独立，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新政府按预定计划从英印政府手中接管了政权，除了印巴分治带来的几个月的难民潮外，印度的独立过程可以说是按步就班，相当顺利的），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他务，还无暇也无力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之机，于1951年2月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占领了达旺；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又在直升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军反而进一步加紧侵吞，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
因为这段时间上有所重合，现在很有些人指责当时入藏的PLA没能尽到保护国土的责任（即进藏后没有马上派兵去麦线以南驻守，并驱逐已有的印军），甚至有人据此并联系到62年的胜后撤军，声称从一开始，新中国的领导层就有一个准备放弃藏南地区，以讨好印度的政策。其实，这种推测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其它的理由先不说，首先，在50年代早期，中央根本就不知道藏南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马洪线也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但却没人见过，就是想“卖”也无从“卖”起。前面说过，这条“麦线”一度长期被英国人保密，而新中国政府既没能继承原来的国家外交资源（都拿到台湾去了），自己培养积累的外交人才和资料也相当匮乏，更无法相信英国人或印度人（总不见得就以他们提供的资料，作为自己去谈判的佐证），而一直到1953年底，中国政府开始与印度进行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时，嘎厦才向中央代表提供了藏方所藏的“麦克马洪线”原图。——据负责接收的杨公素所说，那是一份大小不到一平方米的地形图，但既无等高线，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只有一条西起不丹与我国西藏交界处、东至中缅尖高山交界处的红线。他还问及是否有其他文本协议或条约性质的文件时，噶厦予以否认。其实还有一个换文，这个图只是换文的附图（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从这里可以看出，直到这时，中央都还不完全了解当年到底在“英藏划界”上具体都发生了什么。
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嘎厦同时还提供了另一份图，声称这个图划的就是被英国历年来侵占的西藏土地，那张图从拉达克一直到阿萨姆，甚至包括了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大片土地。可是它的划法同中国旧时各省地方志划的界线图一样，只有山水河流，既无经纬度，也无等高线，东西南北方向是用藏文写在图的边侧上。噶厦认为这些都是英国从西藏夺取的地方（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作者注：这里要解释几句，拉达克地区在现中印边界西段印方一侧，所以前面没有提到。这个地区的原住民族与藏族属于同一族系，主要也信奉藏传佛教，所以西藏地方政府也视拉达克居民为藏人，对其派过差役，并据此将拉达克视为自己管辖地。但克什米尔的印度统治者（这里的“印度”是指英殖民以前的概念）也认为拉达克是他的统治区域，双方为此还打过仗，从此看，拉达克原来应该是两属地区。1846年英国吞并查漠—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邓礼峰《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英占领拉达克的具体时间没能查到资料，根据逻辑推断，应该至少在1865年英印当局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勘察”之前。至于亚东以南的锡金等地，老实说，更算不上西藏的固有辖地，那里只能说是由于宗教等因素，可算是西藏的“属藩”（注五）。）——由于似乎要价过高，所以从以后的事态发展看，中方并没有按着这份地图去和印度谈边界，仍然是以否认西姆拉条约及德里换文的有效性为理由，主张中国与印度之间从来没有划过界，只有一条习惯线（注六）。
那么51-53年间，PLA为什么没有分兵到藏南呢？实际上，还是因为旧藏嘎厦政府与中央之间斗法、牵制的缘故。众所周知，“17条”其实是昌都战役打出来的，嘎厦方面对此深怀不满的人多的是，或者说，根本就没几个旧藏官员、喇嘛不想着把PLA早点赶走，恢复从前自己独尊的地位。而且这批汉人还和从前的蒙古部落、满清朝廷不一样，即使从17条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可不准备满足于仅挂个宗主虚名的地位。而且旧藏的老爷们再闭目塞听，也知道新中国是不可能永远容忍西藏维持旧有的政教合一与农奴制度的。而根据17条，西藏地方的实际行政权力又仍然基本都掌握在旧藏地方政府手中（这种状况基本要一直持续到1959年叛乱之前）。结果就是旧藏的权贵们变着法子给PLA制造限制和麻烦，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尽可能不卖东西给入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甚至包括基本食品。出于政治原因，PLA又不能强迫他们出售物资，这在后勤上给进藏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西藏不通公路，从数千里之外的成都、兰州地区运输物资，成本和损耗大得惊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了保证进藏部队的给养需要，全国的骆驼就几乎死了近一半（骆驼在青藏高原上似乎比骡马更适合远途运输）。再加上政治上安抚旧藏势力的需要，所以实际进藏的部队人数并不多，而且基本被局限在拉萨与内地进藏道路沿线。这段时期的情况（张国华后来对这段时期的西藏局势，曾总结为“军事上我们有优势，政治上嘎厦有优势”），自然无法分兵到边界上去了。
到了1953年，中国政府在西藏（这里及以下出现类似情况，都仅仅是为叙述方便起见，没有任何将西藏及其原地方政府与中国及中国中央政府在政治地位上并列的含义）已经初步立稳了脚跟，朝鲜战争也签约停战了，中国开始能腾出手与印度谈判解决关于西藏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过一开始的中印谈判并不是主谈边界，而是印度在西藏的特权问题。也许现在很多人也已经不知道了。印度直到50年代初，一直在西藏拥有大量特权，甚至有驻军，这是继承自英国两次侵藏战争的“成果”。印度驻军主要地点在江孜（就是《红河谷》历史背景的所在地）和亚东，特别是其中与印度最接近的亚东（虽然理论上当时还隔着一个锡金，但从印度一独立始，锡金就完全被印度彻底控制，这个也是继承自英国，所以其实中印在锡金-亚东一早就是直接接壤的，这个也可见《锡金政治史概述》中的相关介绍），实际上是处于印度的占领之下。中印谈判自1953年12月31日始，到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不过这份协定本身主要是规定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正常的交通通商来往办法，取消印度在藏的特权则在作为附件的一件照文（注七）中。这个条约签署之后，中印关系的友好程度也一度达到了高峰。比方说此后不久后举行的万隆会议前后，公平的说，尼赫鲁为中国作了不少外交疏通工作。在对待中国在西藏的问题上，印度不但完全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点很重要，由于印度对西藏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联系，印度的承认使得西方一些国家一度企图制造的“西藏是个独立国家”的计划破产），而且在1954-1962年期间。中央驻藏军政人员的供给大半由印进入，大大减轻了进藏运输的压力（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直到62年，内地入藏的交通还是多么困难）。这里再提一下这份协定后来的结局（后面就不再提了），62年边境战争后，这个协定原定的8年有效时间也到期了，印度拒绝延长，此后印（中）藏间的贸易和交通往来就长期中断了。另外顺便说一句，中印在为领土争议反目后，印度也有学者、政客对尼赫鲁批准这份协定大加抨击，认定当时印度让步太大，而没有把此些筹码与边界问题挂钩。
1954年起，驻藏PLA开始逐渐向边境地区分兵驻守，并着手进行对中印边界的调查研究工作。这里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各种因素外，我认为后勤交通条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个重要客观因素，1954年12月25日，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全线通车（不过，大家也都知道，虽然通车了，可进藏公路由于地质和气候原因，每年都会时不时要中断一段时间，短则一两天，多则几个月），中国在西藏的底气粗了不少。随着PLA进入中印边境地区，中印在边界上矛盾与冲突于是就不可避免的频繁和尖锐了起来。
这仍然主要是由于印度继续采取“全面的向中印边界进军”的政策，即能占领的就占领，一时不占领的也常派巡逻队来视察。在阿里方面（即中印中、西段边界），在过去原英印时代占领了什普奇、普兰江巴、香扎、拉不底、巨哇、曲惹、沙则等地的基础上，还占领了桑，葱沙。1954年后又新占领了楚鲁普、波林三多，还强占桑格藏布河西岸属西藏的碟穆绰克（印称阿里与拉达克在这条河上以河为界）。在中印边界东段（即“麦线”一段）印度越“线”占领朗久、马其顿。在中段，印度1956年后又派边防部队占领乌热。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渐派军前来“巡逻”到阿里新疆公路控制的国境线，即企图巡逻阿克赛钦地区（这些情况是PLA报告给中央代表的，嘎厦方面，据与中央联络的官员柳霞称，有些嘎厦并不知道，有些知道，也交涉过，但都没有向中央转述过）（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在中央驻藏人员请示后，外交部下发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注八），后来又发来中央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就是中印边界以稳定为主，确保我已控制线，避免武装冲突，印方过去占领的地方要收集证据视情况时提出交涉，新占领的通过交涉撤退。据杨公素回忆说，这一方针的背景是——当时中方还只认为印度的企图是在继续占驻英国的侵占线，占着对他有利的控制线点，制造纠纷，迫我谈判承认它的边界主张。如果杨说的确实是当时中方包括高层在内的对于中印边界的真实想法，那么可以说，这时中方是幻想通过谈判，以类似亚东等问题的方式一样解决问题，这里是有判断失误的（对印方的决心）。根据这些指示，PLA派出了边防部队进驻一些重要据点，并对另一些地区如乌热等派出巡逻队，以求阻止印军进一步蚕食。对印军占领的地方则采取交涉，加强对边界地区情况的调查（亦见注八）。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乌热”这个地点同时出现了在当时中印行动的范围内。不错，这个“乌热”确实成了中印最早的正面直接争夺边界地区之一，并成为双方正式谈判的由起。乌热是个高山牧场，当地人把它当作夏季牧场，同时也是印藏间的一个边境贸易市场，传统上，藏方宗本会来收税。1956年，印方突然派出人员赶走藏方人员，此事报告外交部后，中方将其作为印方新侵领土开始与印度交涉（后来发觉其实乌热纠纷已经有年代了）。1958年（外交部的动作真慢），中方代表（这代表里又有杨公素，此公当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真可谓是少有的主要当事人了）前往印度与印方谈判，这是中印为领土争议进行的第一次官员级的谈判。谈判中双方连谈判区域都没能达成一致，不过据杨公素回忆说，因为当时并未交峰辩论，所以“气氛良好，谈判空虚，无果而散”。
中方代表回国后，去北京外交部汇报谈判情况，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听后，对中印边界原则发表了重要指示——“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仍应是在边界未经两国政府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既要坚决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阴谋，也要严守中央业已批准的控制线，不越过印方控制线。对印度新的侵占，必须及时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至于是否提出交涉看情况而定。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的地方我暂不进驻。阿里方面发现印方新的占领，我通过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新藏公路地区，印方越界人员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处理。”（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
这段指示后来经常被一些人解释成是放弃麦线以南地区的宣示，并将此与以后59-62间中国政府对待中印边界上的一系列政策、行动都联系起来，指责其一开始的政策就是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全面向印度投降云云。
然而，其实仔细分析陈毅的这段指示精神，只能说，当时中国的政策是仍然将主要希望寄托在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之上（想要谈判解决，自然要以避免冲突为主），我们后人可以根据已发生的历史批评当时对国际关系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但从“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就可以看出，说政策就是准备完全放弃麦线以南地区是夸张不实的（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中央了解了藏南的实际情况后，恐怕也就没有抱着能通过谈判得到全部争议地区的奢望）。同时还可以看到，在这一指示中，对印我力量对不同的地区，下达的处理方针也不相同，规律是对比越是对我有利的地区，处理的态度就越是强硬。东段要避免武装冲突，而在新藏公路地区就可以抓起来（在这段指示下不久就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见注九）。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方高层对待边界纠纷的态度实际上取决于如果发生冲突时双方可投入力量的评估。另外，杨公素关于朗久事件（亦见注九）的回忆也证明，中方正在不断采取实际行动，一方面巩固已有控制区，一方面为下一步的谈判作积极准备（当然，后来并没有能谈，不过这是起初无法想到的了）。
同时还需要说明一个极重要的背景：在1958年，西藏旧贵族和宗教势力掀起的叛乱已经开始大规模漫延，实际上，以广义上的藏区而论，早自1956年，康藏地区的大叛乱就开始了。而到了1958年，这些在康区已经受到打击的残部正纷纷逃入西藏，与旧藏地方势力结合，象所谓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已经给驻藏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麻烦（西塞罗网友在河里对这支叛军有过专文介绍），整个西藏完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在这种条件下，驻藏部队的主要任务只能是保卫西藏本部主体及其重要城镇，准备迎接（潜在）叛军的挑战，而不是急于与印度打边境甚至全面战争。
实际从印度方面的动作也可以看出西藏局势的变化对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否的关键性影响。比如批评藏南等中印边界问题主要是由于新中国对印软弱，甚至有意放弃领土造成的人，往往说在1956年，周恩来就通过缅甸向印度传话，暗示愿意接受麦线，反而导致了印方进一步胃口大开，对麦线以北和阿克赛钦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丧失了对印边界谈判的主动。但对此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如上已述，印方对中印争议地区的夺取，主要是在1953年前完成的，而1954-1959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印方对于边界地区的抢占要缓和的多，直到1959年，又突然大大提速。如果尼赫鲁早在1956年就认定中方会完全接受麦线，他甚至可以更多占大片地区，为什么在1956-1959间，印方对边界地区的抢占速度和规模既无法与之前比，也无法与之后59-62年间比？而为什么到了59年，印度又改变“蚕食”政策，再次企图大规模北进，是什么导致了尼赫鲁在三年之后突然开始执行极为强硬的对华政策？（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印方要价极高，且毫无妥协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绝与中国继续举行谈判）。 这几年中，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军队在西藏陷入止叛和平叛的工作，其次是中国经济上遇到了“三年灾害”，再次是在外交上，除了原来与西方的对立，又与苏联公开发生严重分歧。按任何严肃的逻辑推理，这都是尼赫鲁改变态度最可能与最主要的原因——趁着西藏叛乱之际，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再象51-53年那样大捞一票。老实说，从印度的立场出发，这一策略应该是正确的。当然后来事实证明，尼赫鲁们被一连串所谓的“拿破仑式的胜利”冲晕了头脑，高估了自己在边界附近的实力，更过分低估中国的力量；具体用兵上又犯了先骄后躁的错误，导致了62年在军事上的惨败。不过这是后话了。
说到59-62年的西藏叛乱。在大多的公开介绍中，似乎就是PLA简单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初期关键的拉萨之战就赢得十分凶脸，如果不是旧藏军的战斗力太差，如果他们有康藏叛军的素质，如果他们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作战计划，以兵力对比，PLA很可能会吃大亏。而一旦在拉萨败北或者仅仅是不能速胜，整个PLA的驻藏部队就都成了被分割的各个孤立集团。即使拉萨之战获胜，PLA随后也没能实现聚歼叛军主力的战略计划，叛军大多安然退出国境，其后数年，PLA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平叛上，加上“三年灾害”已经来临，这时候同样不可能是和印度开战的好时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会在1959年下令在中印实控线上单方面后撤20公里（（雷英夫口述回忆，《文汇读书周报》））。但关于这一点，雷英夫的回忆却同时又提到“1960年1月，我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奇怪的是，如果PLA真的完全退出实际控制线20公里，那么怎么还会有命令部队在此区域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的需要？如果PLA不是仍然完全或至少部分控制着实控线一侧，又怎么会有“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的可能？联系当时的情况，我的推测是，所谓“后撤20公里”实际很可能只是将实控线一侧20公里内的固定哨所暂时后撤，但仍然会有部队不时巡视。显然，这些（固定哨所后撤以及“几不”）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印度完全倒向达赖，支持、武装叛军的而在外交上示好的需要。而在叛乱基本被彻底平定的62年就爆发了中国“忍无可忍”的对印反击战，难道仅仅是巧合？
62年的中印战争，如今倒是这段历史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了。相关的资料都不难查到，所以就只简单的说一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自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10月20日至28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击溃了印第七旅，俘其旅长，攻克了克节朗-达旺地区，其间比较重要的事态还有，10月22日以国防部名义正式宣告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第二阶段主要是从11月16日到21日，我军从西到东，全线大捷，特别是在东段，当面印军主力基本全部被击溃，我军前锋直逼中国所主张的“习惯线”，甚至可以说，当时只要我方愿意，饮马布拉马普特拉河也应该不是件难事的。可以说，这是建国之后的对外战事中打的最畅快淋漓的一场。不过也正是由于战场上压倒性的胜利，使得更多的人反而更加不理解其后的无条件全面撤军，有的人更是借此抨击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视国土如弃履，为了个人的“天朝心态”而丢掉了所有的胜利果实。但这种批评是相当不公正客观的，检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就可以看出，作出主动撤军的决策是非常符合对于当时中印双方在边界上可投入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计。
任何略知军事常识的人（即使是在下这种半瓶子醋）都知道，对于一场战争，初战的胜负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意义，那取决于（失利）一方有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和实力，而62年的印度两者都不缺乏。前者，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舆论一致高呼要“收复”失地；后者，印军当时总兵力数十万，也有大容量与可靠的交通设施可供迅速调兵至前线地区，只需很短时间就可以恢复甚至扩大战场上军事优势。——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取得了辉煌大捷的我军叁战部队，主力仅仅是一支师级的藏字419部队，仅4个多团，几乎没有重装备（能运输到前线的最大口径火炮只是120迫击炮，炮弹还是靠当地民工背的），更不可能有空中支援（当时我们的空军比印度强，但问题是在西藏既没有可供支援前线作战的机场，也没有适合在西藏气候地理条件下作战的飞机），这支英雄的部队从此跨入了我军头等主力的行列，现在是我军唯一的正式山地师。然而，无论是中国参战部队的勇猛善战、机智灵活，还是印军的指挥低下、战技生涩，都不是可以长期依靠的条件。历史证明，一场长期化的战争，最终的胜负必然取决于双方国力能够并愿意投入的多少上。事实上，即使这种初期战果甚至也是完全出乎中国方面自己最乐观的预料。在战前的估计会上，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张国华也只认为能够“打得赢”却没能摆出必胜的客观理由，而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毛泽东甚至估计：“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雷英夫口述回忆《文汇读书周报》）我们都知道，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他的胆量气魄极大都是毫无争议的。虽然说战前不料胜先料败是军事好手和庸材之间的区别之一，但能让毛泽东如此担心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出，中国方面对于这场战争的胜负以及最终导致的结局是没有多大把握的。
而这一顾虑，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交通困难导致的后勤补给问题。建国之初的PLA，历经千锤百炼，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从总体来说，当时的印军与PLA并不在一个层级上，但是，正如有力气并不代表在所有场合都能施展、可以施展出所有力气一样，例如金门之战，一水之隔就使得叶飞兵团主力只能坐视战友苦战不支，再如何愤怒却也无能为力。而在当时的物质、科技以及国内外政治条件下，无论是从外来威胁的主要方向考虑，还是从实际可以长期维持的角度考虑，都是无法在西藏长期布署大批主力部队的。而从注三中更可以看到，即使不考虑从内地进藏的交通问题，可从西藏前往藏南地区，虽然直线距离要比前者短，但却是更大的挑战。因为此时要面对的对手，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是清朝的福康安都明白，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战争优势无法持久，即使他的对手仅是小小的尼泊尔，更何况是当时国力（不是军力）基本和中国同一等级的印度（还不考虑其它强国可能的武装干涉）。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上打得就是后勤战，再强大的现代军队，没有了后勤供应也会不堪一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国在62年战争中的收获究竟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争取到了中印边境上长期的基本稳定。毛泽东当初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这一细节也与坊间流传的有所不同），而实际上，这种安定基本维持到了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其中即使是发生最严重的对峙的1987年，双方最后也都克制住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早自七十年代，印方在中印边境地区，特别是在东段上，就一直具有了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但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敢借机复仇。除了可能的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威慑力外，应该说，也有当年PLA奇迹般的胜利余威尚在也是个重要因素。仅此一项，节约的资源就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当年为了防备苏联和美国入侵，在三北、在沿海布防，花费的资源和或有损失之大有目共睹，更不用说如果发生真的冲突，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其次，是无意的副产品——老巴成了我们最铁杆的朋友，通过这条线，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一些敏感活动上，都有不少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说实在的，这只能说是中印关系破裂后的极为勉强的弥补，毕竟，印度的块头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但话又得说回来，老巴至少在目前为止，表现得它是一个很忠实的盟友，比中国从前任何一个大力援助过的国家都有良心）。再有，就是助长国威，连印度这么大个，三下五除二就被打了个大马趴，不管印度是不是不服气的在旁边喊：“我是没准备好”，所有人仍然得承认，新中国实力非凡。没有包括这次在内的几次外战胜利，当年中国也没有资格成为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一员，虽然是其中最弱而且是弱得多的一角，但是毕竟能挤进去就极不错了。八十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段黄金时期，及在此基础上打开的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良好的局面，其实大部分底子还是靠建国初打下的，其中也包括对印战争的一份功劳（当然如果估算比例的话，并不大）。
从上面的史实和逻辑分析可以看出，从1954年到1962年的时期内，仍然没有任何站得脚的、难以辩驳的证据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推测可以表明：中国政府高层中有或有过一个放弃整个藏南的实际计划或事实政策。相反，能得出的比较可靠的推论只能是：中国在这段期间，因为一直有大量不利于与印度摊牌的客观限制条件，所以一直抱持着企图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或至少暂时缓和矛盾的策略。而62年战争大胜时“突然”的撤军决定，也是建立在对于后续局势发展的清醒认识上的——胜利的成果固然是出人意料的巨大，但同时也可能是个巨大的陷阱，如果被胜利冲晕了头脑而作出就地坚守新取之地的话。
不过，该检讨的还是得检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对印外交政策有没有失误？有的，主要是确实存在着对国际关系思考过于理想化的问题，这是国际共运和传统王道思想带来的国际浪漫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高层外交思维中的后果。反映在对印的具体策略上，就是在61年叛乱气焰已经被基本打下去，驻藏部队的力量与藏民人心的收取上都有了很大改善之后，而印度却仍在步步进逼时，仍然以为靠后撤、隔离就可以稳定边界状况，这被事实证明显然是判断失误的。另外，在62年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东线是不是可以不撤得那么彻底，比如在麦线以南至少保留几个象征性的据点，也是可以探讨的（不过西段就并没有撤得很彻底，见附图十，东段是否实际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浪漫、天真的思考方式并没有占据决策的主要考虑地位，尤其在中印边界这个具体问题上（实际上，这种浪漫主义外交政策的毛病主要出在另外一些涉外事务上），出台的（对印）忍让政策基本都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所限，甚至可以说是不得不走的棋步——如果不想在最不利的时间、条件下进行摊牌的话。
另外，当初采取那些“软弱”的政策、措施，除了不想和印度过早冲突之外，也有保持与印度关系，祈望印度也能够最终以同样的态度来商讨问题。当然，上面已经提到，我们现在可以认为，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但在这点上，也必须考虑到，当时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一度相当友好，双方除了在边界上的争端外，似乎结成了牢固的准盟友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整个50年代），认为最终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不仅是中国方面的想法，其实也是印度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50年代，整个第三世界（当然，当时还没有“第三世界”这个称呼）国家中，都有一股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全面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能与美苏阵营抗衡的力量的想法。只不过，印度以尼赫鲁为首的领导层，大都受过长期的西式教育及熏陶，对于建立在西方规则基础上的现代国际斗争方式和特点的了解更透彻，而且他们在独立运动及独立初的印巴分治、土邦归属斗争中积累了相关的丰富经验，所以在与中国的边界争端中同时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争取到了更大的主动。不过在“称赞”印度的策略高明的同时，仍然要指出，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印度有这样选择的自由度。天然条件是国际竞争中各国不平等的起始点，而在藏南上，印度的（对中国）天然优势极大，这是无可否认，也不应回避的事实。
任何公正客观看待问题的人，都不会认同将某件历史事件完全从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割裂、抽离出来，单独进行看待的做法。因为那样除了可以把历史当成面团，随心所欲的按自己的需要解释外，没有任何意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在藏南问题上，各方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态度与策略是不可能绕开当时所面临的局势背景的。如当PLA入藏时，麦线以南地区主要要点都已经多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国能从内地调入西藏的力量严重受限，同时西藏本部内部却又有重重潜伏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与印度开战能是能收回藏南？还是更有可能会丢掉更多控制区，助长印度气焰；甚至导致印度全面出兵，努力扶植一个“独立西藏”（这是当时美英都非常乐意乐见、甚至已经私下向印度积极鼓励的）？很显然，任何对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或者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那种极端不利的条件冒险决战，而只能是选择暂时维持、稳定边界现状。事实上，新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扭转这种局势，比如通过谈判的和平手段尽可能收回外国特权、争议领土；大力加强内地与西藏交通建设，尽量弥补在后勤上的致命弱点；宣传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泽与旧嘎厦政府争夺藏民人心，为全面、深入的巩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础、作准备；同时占据实控线以北要点，阻止进一步的入侵，了解地理、历史知识，根据力量对比，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最后更是进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从中央、认同国家的自治区政权。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面建立了真正忠诚与服从中央的地方政权，实现了国家对西藏基层的直接有效治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努力的成果似乎成了理所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的，而没能取下藏南却成了极大的罪状。政府的尴尬在于无法公开承认无力在与印度的对峙中保持藏南，何况自己还把失地数字说得那么大（这倒本是所有国家对争执领土的通例——即先画进地图再说，而国朝还有个要和民国、包括逃台后的国民党竞争的压力），这本来只能是心照不宣，而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进行宣传的（公开承认无法收复甚至保护领土是任何政府都不肯承认，也不能承认的，那在政治声誉的损失上将是灾难性的）。于是有些人正好利用这种不得已又不能说的苦衷，先以要誓死捍卫每寸国土的高姿态抢占道德制高点，然后不负责任、断章取义的摘取某些情况进行上纲上线的大批判。遇到这种麻烦的情况，政府又干脆发挥了本朝的“特长”——闭口不谈。而攻击其的人更不会替他们解释具体情况。时间一长，大多数人除了仅仅知道一个“藏南九万失地”之外，对于事情真实的来龙去脉自然一无所知。说实在的，这是标准的鸵鸟政策给自己制造或者说扩大麻烦的例子。扯开说一句，这又一次证明，仅靠一味的隐瞒和拖延，从长远看，不但无助于真正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只会增添更多的困难。只有真实、完整与透明的披露非必需保密的信息才是最有利、最聪明的政策（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披露技巧的重要性，太远了，不提了）。
另外，在藏南问题上，还有一些夸大其词、但又流传甚广的说法，比如声称藏南有着极为丰富的、而中国现在甚为短缺的森林和水（能）资源，如在我手，必得厚利；又比如藏南土地肥沃，印度已经向其移民六七百万之多，如果藏南在我们手中，向那里大量迁进内地移民，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西藏问题云云。在这里也略作分析。根据天涯社区尼丹小网友通过直接印度数据考证(关于藏南问题的几点说明
)， 整个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中印藏南争议领土印控区基本都在该邦）现人口也不过一百余万，其中有部分地区尚不在中方主张区内，如果再考虑到其中人口最密集的，位于中国主张习惯线附近的有关地域本来就是有大量原住民的两属地区（这个问题的详细解释请参考吕昭义先生的《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很显然，所谓“印在藏南移民六七百万”一说是完全失实的。这同时也显示，企图在藏南地区大量安置内地移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不比直接向西藏本部移民更容易（其实藏东南部分地区的海拔也不比云贵、西北高原高得太多，仅从理论上，向那里大量移民也不存在移民很难以适应气候条件的因素）。至于藏南的两大资源——森林和水（力）。前者，还是一个如何不经印度，合乎成本的运输出来的问题；而后者，好象如今最宏伟的水利构想——南水北调，其中最最乐观的人也只敢想象“五江并调”，脑筋最远动到怒江头上，我甚至还没看到有把雅鲁藏布江水调到缺水的西北的科幻小说，因为与其那样，似乎还是从南北极运冰山更便宜方便一些。至于发电，首先西藏大部分潜在水力资源现在就在我方控制区内，其次，除非把电力卖给南亚地区或是能源传输技术有质的突破，否则藏南即使开发了大量电力也无处可用。
顺便谈一下藏南问题可能的走向。近期，中印双方在边界谈判上有加速、突破的兆象，最明显的莫过于温总理访印时达成了关于边界走向的原则协议。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以清晰天然的地理特征为划分中印边界原则”一语，因为喜马拉雅山脉是中印之间最无可争辩的“清晰的天然地理特征”，所以一般推测，这可能暗示将来的中印东段，即藏南地区的中印边界线走向主要将和麦线差不多。但中方完全接受麦线也是不可能的，那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是无法向海内外交代的。在中印边界划分原则中，另外一句“考虑敏感性和民族感情”，应该就是指这一点。当然，根据“清晰天然地理特征”，印度在中西段同样必须基本放弃他们的领土要求，由于和我们差不多的长期宣传影响，不作一定象征性调整，协议估计也同样过不了印度国内的关。所以，中印边界的明确划分仍然是一件极其复杂棘手的工作，双方同样有难以大幅退让的理由。即使达成了，估计双方国内也都少不了直冲云霄的痛骂声。而且据在下猜测，中国内部的不满会更大，毕竟从目前推测估计，我们（将）在地图上的失地更大（附图十一1-4），而我们要求藏南的理由（至少是对其中部分地区），比印度要求阿克赛钦的理由更占得住脚。不过现在毕竟都是凭空猜测，无法作准。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中西段基本保持，东段能收回达旺、色达地区，在洛隅、察隅也有至少部分象征性收获，是可以接受的底线。否则还是宁愿在法律上继续拖下去。至于有人以可以等待时机为理由，拒绝任何不收取全部争议领土的妥协方案，我倒是很不以为然。首先，如上述很多资料已表明的，所谓藏南九万失地，很大一部分或者说大多数本来是无主地或是两属地，为了这些长期和印度这样的周边大国对峙，而不是尽可能化敌为友，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都是弊远大于利的。其次，藏南远没有宣传中的重要、富饶，对于中国的地缘及经济战略地位也在可有可无之间。领土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但并非至高无上。中国现在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及必须保证的主要方向都肯定是东方的海洋，而西部当以稳定为上，与印度即使不能再复曾经的亲密朋友关系，也不应该树为死敌。这都决定了对藏南只能采取和平妥协的解决办法。既然以谈判完全收回藏南已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应该现实的尽可能多的收回一些地区。至于有人提到签了约，一旦时势有变却无法乘势扩大收益，将会追悔莫及。我以为其实仍然是太好人了。在任何可预见的时期内，要发生了中国有能力以可接受的代价大取藏南之地的变化，必然是印度有剧变，或者是如苏联那样的崩溃，或者是被外敌彻底打败。这两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似乎没有发生的可能，而如果真出现了，那种乱局下，只要有决心，还怕找不到废约的借口？地图嘛，人画得，人就能改。关键时刻只有国家的力量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